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们党100年不寻常的奋斗历程，从而全面地把握现在、正确地开创未来。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联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涵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四个基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他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许多重要帮助。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建立起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军事上的丰富经验，策略上的深谋远虑，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历史证明，核心问题极为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凝聚力，核心就是组织力，核心就是战斗力，核心就是影响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他一再强调：“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生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1.3刘豪杰
精神内涵
听党指挥，坚定信念；
坚忍不拔，英勇果敢；
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内外团结，众志成城；
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背景介绍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共两党就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达成共识。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
精神解析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
听党指挥，坚定信念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贯彻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皖南事变后，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官兵们，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坚忍不拔，英勇果敢
新四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敌人顽强斗争，奋力杀敌，涌现了大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刘老庄82烈士便是最典型的事例。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为掩护部队主力转移，在淮阴刘老庄与十多倍于己的日军精锐部队激战12小时，击溃敌人五次冲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肉搏拼杀，毙伤敌170余人，全连82人全部英勇牺牲。朱德称赞他们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陈毅誉之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
顾全大局，相忍为国
新四军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了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内外团结，众志成城
新四军内部的官兵之间，上下平等，平时团结友爱，战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项英一向生活俭朴，不吃“小灶”吃“大灶”，与大家同甘共苦。他领的津贴费只区区数元，与普通指战员几乎相当。为招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他拿出自己的津贴费3元，叫伙房买几个菜，在军中传为佳话。
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新四军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军上下始终如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撤出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和第七师，仅七天时间，45000人全部撤出。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以5万兵力牵制了国民党的30万兵力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华东和东北战场。全面内战爆发后，各路部队又密切配合，一举突出重围，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梦想。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新四军的骨干来自南方红军游击队，铁军精神也是南方红军游击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伟大的红军长征一样，都是艰苦异常、惊心动魄的。陈毅多次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分局委员、办事处主任，领导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坚持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八省十五个地区，即江西、福建、湖北、安徽、浙江、湖南、河南、广东；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皖浙赣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闽中、鄂豫皖边、浙南、湘南、鄂豫边、琼崖。而赣粤边是中央分局所在地，也就是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他们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装备精良、超过我数十倍的敌人的军事“清剿”，战胜了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配合和支援了红军长征，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其艰苦性来说，不亚于红军长征。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于1935年春派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赣南各县“铲共团”等反革命武装五六万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对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第一道封锁线是沿江和所有渡口派重兵把守；第二道封锁线是沿公路驻兵设关卡，构筑碉堡；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区周围和墟镇布防设点，驻兵把守。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政策。在政治上，整顿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张贴反动标语，悬赏通缉项英、陈毅、曾山等领导人，还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强迫移民并村，控制墟场，限制群众购买生活品的数量，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于1935年4月在大余的长岭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正确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政策。
活动掠影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国家领导人指出要“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并在多次视察部队中强调部队要“加强战斗精神的培育”。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两大主力之一，它所创造的战斗精神在努力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今天，也具有增强全军理想信念和战斗作风的教育和激励价值。